博客

表演时代的教师身份:通过自主民族志进行研究

Stefan亚2020年5月5日

当老师是什么感觉?2014年，我当小学教师已经有五年了，我本可以用一个故事来回答这个问题:作为一名见习教师，我早年很有前途，但作为一名教师，我在职业上取得了成功，然后就像伊卡洛斯(icarus)式的失败:我失去了这份工作。我的工作让我筋疲力尽，我的目标和我所扮演的角色的保证被破坏了。

2018年，我写了这个故事的续集。现在我是一名独立的教学顾问，我可能已经告诉过你，我是如何追随我的激情教授创意写作的，不向任何人负责。人们讲述的故事通常是这样的:自我叙述，讲述，编辑和重述(Zembylas, 2003)。我本可以从我的故事中省略掉那种从我辞去班主任工作后就一直伴随着我的失败感和羞耻感。我不愿承认，我仍然对学校系统的负责任和高绩效的文化心怀感激。这种冲突感让我第一次质疑，当一名教师到底意味着什么。

我认为答案可能在于实践，因此，当我在2018年开始攻读硕士研究时，我曾打算写一篇关于初级写作中的实践的论文。令我惊讶的是，正是在学术背景下，我的经历才开始有了意义。阅读有关创造力、教师身份和表演能力的文献，暴露了我对自己作为一名教师的失败所隐藏的尴尬情绪。我意识到，这是一个机会，可以理清我作为小学教师的经历，讲述一个不同的、更个人化的故事。

我用自主民族志的方法批判性地分析了我的课堂经历和我的教育写作(文章和博客文章)。由于过于不可靠(和自我放纵)而被认为是一种主流的研究方法(Delamont, 2007)，自我民族志一直受到批评。然而，当用于询问个人和专业领域重叠的空间时，它可以为批判性、反身性分析提供一个有效的框架(安德森，2006)。不可否认，这是一种不舒服的经历，但它第一次为诚实地探索我是如何确定自己是一名教师，以及哪里出了问题创造了空间。

这项研究也迫使我去探寻在当前的教育环境中如何利用创造力的可行性。尽管创造力在风险和实验中蓬勃发展，但这些因素却让标准化和问责变得令人不安。事实上，这些分歧可能是不可调和的。Ball认为，目标驱动的动机在教育中的兴起代表了“教师灵魂的斗争”(Ball, 2003，第217页)。如果表现性文化对教师的个人价值观漠不关心，那么这就对像我这样的教师构成了生存的挑战。当创造力被定义为冒险和实验时，它如何才能蓬勃发展?如果风险意味着潜在的失败，那么当事情没有按计划进行时，谁来负责?我现在明白了，我的经历只是一场大战役中的一场小冲突。

如果表现型文化对教师的个人价值观漠不关心，那么这对像我这样的教师来说就构成了生存挑战。

教师的价值观与其职业文化之间的冲突可能会造成不稳定和孤立(Zembylas, 2003年)，这与最近关于教师福祉和留任的讨论高度相关(Pratt & Richards, 2019年)。事实上，令人惊讶的是，很难找到教育者进行的其他自主民族志研究。对于任何考虑这一问题的老师来说，我发现自我民族志是一种有效的宣泄方法。最重要的是，它让我意识到，与其说是教学失败，不如说是教学让我失败。为了在表演文化中生存，我必须成为什么样的老师，这让我大开眼界:服从，不思考;为了“管用的东西”而压抑自己的核心价值观。我称其为教师2.0:表演时代的教师。它是我永远不会成为的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