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新冠肺炎时代的学校

Rebecca Grant，曼彻斯特大学2021年5月6日

保罗•威利斯在学会劳动(威利斯，1977)，他以整体民族志的名义，参加了青少年时期研究对象的课外酒吧之旅。我曾经用这段轶事来说明，在这50年间，英国学校是如何更加严格地执行成人教育的——以及随之而来的责任。但现在酒吧都关门了。

自2020年9月以来，我一直断断续续地在试图遏制冠状病毒的中学进行民族志研究，这给已经专注于地位和权力的研究人员带来了新的挑战。历史上，教育民族志学者将成人视为研究儿童的一个严重障碍，并设计了一系列巧妙的变通方法。吉莉安·埃文斯在她的人种志中写道教育失败和英国白人工人阶级的孩子，声称自己已经成为“他们的朋友”(Evans, 2005，第190页)。另一些人则寻求“最不成熟”(Mandell, 1988)。

“在试图控制冠状病毒的中学进行民族志研究，给已经专注于地位和权力的研究人员带来了新的挑战。”

现代学校中保护和“适当”的技术抵制了这种“好玩的纠缠”(Dennis & Huf, 2020)。过去10年里，任何参观过英国学校的人，都能在你连接待员都没过的时候就意识到，学校是如何强迫学生长大成人的。一个触摸屏可能会给你拍照，记录你的到达时间和车辆登记。可能会有着装规定。你可能会被授予一枚徽章，也许是颜色编码，以反映你是学校的“内部人员”的程度。即使那样，你也不能在学校里自由走动，只能被护送。前台没有特别的恳求，说自己是“不称职的”成年人(Corsaro, 2008)，也没有临时的童年。

随着学校试图遏制Covid-19，这种成人和孩子的二元对立得到了更有力的监管。一个主要的新特征是“泡沫”。特定的儿童群体，通常是一整个或半年的群体，他们的行动受到限制，所以他们不会“交叉”进入另一个泡泡。然而，为了限制员工缺勤，如果一个群体必须分开——而且因为员工经常必须“穿过”气泡——我所在的两所学校的成年人都被要求与所有学生保持两米的距离。这段距离是我在疫情期间进入现场的条件之一，是学校和我所在大学的道德委员会规定的。然而，孩子们没有义务彼此保持这种距离。

这一规则使得研究对象与孩子之间的亲密关系(无论是字面上还是隐喻上)变得更加困难。在她的研究中，埃文斯和孩子们挤在一起交换口袋妖怪卡片是不可能的。学生们被鼓励保留自己的铅笔盒和课本，而不是把它们和它们的细菌到处传播。对我们传播病毒的身体和物品进行必要的控制，以防止“纠缠”作为一种与儿童进行民族学和公平互动的方法。

口罩是另一个需要考虑的问题:尽管每个人在学校走动时都必须戴口罩，但孩子们在课堂上不戴口罩——尽管有一所学校要求我全天戴口罩。因此，在教室里戴面具是成年的视觉标志，也会通过隐藏面部表情和沉默的语气来抑制交流。

总之，这些减轻疫情的做法阻碍了任何以任何有意义的方式与儿童作为“同龄人”互动的尝试。然而，我将其定位为一系列措施中的最新一项，这些措施旨在监管当代英国学校中令人费解的成人与儿童二元对立。所以，我把自己定位为一名助教。这反映了我的信念，即教育研究不需要专注于在一个没有成人的空间里，孩子们的互动。它促进了与孩子们的关系，同时打破了“观察者”的注视(有检查官的可怕先例)，以确保在一个难以置信的压力时期，学校工作人员的舒适和善意。

现在是时候来适应成人的本质了，因为它是在学校环境中构建的，并找到新的研究方法，而不是抓住一个不可能的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