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真的很喜欢参加BERA早期职业研究员网络研讨会系列，这是一个很好的平台，让从业人员和研究人员聚在一起，讨论我们关心的话题。在1月份的活动中，我分享了我正在进行的研究，这是一项关于早期职业学者如何构建和协商他们的学术身份的探索性研究。在过去的二十年里，关于ECAs职业身份的研究数量迅速增加，使之成为高等教育领域的一个重要研究领域。

就招生人数而言，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高等教育体系之一。教师，尤其是ECAs，在需要进行研究的同时，面临着沉重的教学负担。随着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其对科学成功的渴望越来越多地反映在高等教育政策上。这些政策强调绩效和管理主义，深深印上了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印记(Mok & Lo, 2007)。在这样的环境下，了解ECAs的体验和感知成为了我的研究兴趣。我很好奇他们对教学与科研关系的感受，这是他们日常学术生活中两项重要的学术活动。

随着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其对科学成功的渴望越来越多地反映在高等教育政策中。这些政策强调绩效和管理主义，深受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影响。

我对职业身份的概念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后现代观点(Akkerman & Meijer, 2011)，后者认为身份的特征是多样化、不连续性和社会化等概念。身份是变化的，动态的，在与他人的互动中不断协商和重塑(Lee & Schallert, 2016)。然而，如果身份是不断变化的，一个人如何能长期保持连贯的自我意识呢?McAlpine, Amundsen和Turner(2013)吸收了米哈伊尔·巴赫金关于身份的对话方法，并发展了一个理论框架来探索随着时间推移的学术身份构建(参见巴赫金，1981)。他们认为，学术工作中参与度的变化提供了一个透镜，通过它来理解统一的、连续的和个人的身份。我正在进行的研究采用McAlpine et al.(2013)的身份轨迹作为理论框架，通过三个方面来理解eca的专业发展:知识分子(对学科专业的贡献)，网络(包括参与者所在大学以外的学术社区)，机构(学术在工作场所的互动)。

在这个正在进行的研究中，我想介绍一种新的研究方法，称为现象民族志(PBE)的高等教育研究。Vom Lehn(2019)总结了以现象学为基础的人种志对组织研究的三种有用方法:生活世界分析人种志、聚焦人种志和跟随人种志。专注的民族志方法(Knoblauch, 2005)特别适合于理解和加强eca在复杂环境中的实践，因为他们的学术活动由短期事件组成，不局限于单个地点，而是发生在无数的地点和环境中，如教室、辅导站、考试设置和在线。此外，这是一种解释方法，允许从主位视角(即案例管理者的内部视角)和非位视角(即研究者的外部视角)对经验进行深入的探索性研究(Galanti, 1999)。McAlpine更倾向于用纵向数据来探索身份建构。我的研究将提供另一种方法，以获得丰富的定性数据，并与以往的研究结果进行比较。

最近关于教师发展的研究已经通过提供讨论和分析框架而展开(例如Åkerlind, 2011)，但很少有研究提供实证证据，证明变化对个人研究人员以及影响这些变化的环境和相互作用具有重要意义。在这些研究中，几乎所有都是在成熟的、研究丰富的机构中进行的。本研究将为学术认同建构与师资发展之争论提供文献资料，并为决策者、高等教育机构高层管理人员及师资开发人员设计加强教学与研究联系的学习与发展政策提供支持。提高教学效果和科研效率。

---

该博客起源于2021年1月的专题讨论会。克服教育研究中的挑战，由BERA的早期职业研究网络(Early Career Researcher Network)负责。2021年还将有7场关于这个主题的研讨会，下一次将在2021年举行周一4月19日．点击在这里为更多的细节。

---

参考文献

Åkerlind, g.s.(2011)。学术成长与发展:对学术发展与学术实践的启示．萨尔布吕肯:兰伯特学术出版社。

阿克曼，S.，梅杰，P. C.(2011)。教师身份概念化的对话方法。教学与教师教育，27(2), 308 - 319。

巴赫金(1981)。霍尔奎斯特，M. (Ed.)对话的想象力德克萨斯大学出版社。Galanti G. A.(1999)。如何做人种学研究。《西方医学杂志》，171, 19岁。

来说,h(2005)。民族志。《定性社会研究论坛》，6(3)．

麦卡尔平，阿蒙森，C.，特纳，G.(2013)。身份轨迹:重塑早期的职业学术经历。《英国教育研究杂志》，第40页(6), 952 - 969。

莫国衡，卢永伟(2007)。新自由主义对中国高等教育的影响。批判性教育政策研究杂志，5(1), 316 - 348。

Vom Lehn, D.(2019)。管理研究和组织分析的现象学民族志。《英国管理学报》，30岁, 188 - 202。